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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春林 来源:  本站浏览:47        发布时间:[2018-10-05]
  作为当下时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张平因为出任山西省副省长的职务而“被迫”远离文学创作十多年之久。自打他此前的一部长篇小说《国家干部》2004年正式出版后,张平就在文学界“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重新生活》(载《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夏卷)的问世,张平的如此一种情形,某种程度上的确称得上是“大雅久不作”。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次他的长篇小说新作一露面,便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张平自己在“后记”中曾经做出过一种自我定位:“这是我搁笔十年后的一部新作品。仍然是现实题材,仍然是近距离地描写现实,仍然是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题材。”“也许,这才是我的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通篇都是腐败对人和社会的戕害和毁伤。”①  张平的小说创作一向以社会和政治题材的书写而见长,其中很多作品,比如《法撼汾西》《抉择》《国家干部》等,在举国范围内的反腐新政出现之前,早已对令公众瞩目的反腐问题有所涉及。这一次,眼看着反腐新政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曾经有过长时间高层行政经验的张平,依然把他的严峻笔触伸向反腐的书写,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先后两次认真地通读过《重新生活》之后,首先可以得到确证的一点是,这的确是一部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中那位在反腐风暴中被省纪委立案调查的大贪官,是身为延门市市委书记的魏宏刚。正如同现在的新闻媒体所惯常报道的那样,魏宏刚是在市委常委会的会议现场被突然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根据后面调查组专门呈给魏宏刚姐夫武祥的一份查没清单,魏宏刚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大贪官。别的且不说,单只是现金一项,除了人民币1628万元之外,尚有47万美元,63万欧元以及420万港币。  面对着如此一种令人震惊的贪腐事实,首先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家庭出身穷困的凤凰男魏宏刚,究竟是怎么样由一位本来奋发有为的官员堕落为为人所不齿的大贪官的。对此,叙述者借助于魏宏刚的司机刘本和之口,差不多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了魏宏刚的妻子马艾华身上。  魏宏刚东窗事发之后,刘本和受牵连也被带走进行协助调查。等到他结束调查被放出来之后,他所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书记出事就是马艾华一个人给搞的,这个家整个让她一个人给毁了。”依照刘本和的说法:“所有的事都是马艾华一个人说出来的。其实她说的好多事,书记根本不知道。过去马艾华让我拉东西送东西,到底拉的什么,送的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都包得严严实实的,有的沉,有的轻,有的大,有的小。事后给书记说,书记也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清楚。平时书记不在家,什么人来,来干什么,都是马艾华一个人接待招呼。来的无非都是找书记办事的人,这些人都什么身份,什么目的,书记知道不知道,时间长了,连马艾华她自己也记不清楚。刚开始还记个单子,后来书记骂她,干脆连单子也不记了。至于那些人来了都送了些啥,送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她给书记说过没有。有几次书记跟她拍桌子,她反倒大哭大闹。说他们要来我挡得住吗?这市委大院,一般人进得来吗?他们送什么我能拦得住吗?每次闹来闹去,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那么,魏宏刚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纵容自己的妻子呢?具体来说,原因有二。其一,由于自认为马艾华的家庭条件明显优于自己的家庭,大学期间的魏宏刚曾经整整追了她四年,直到临毕业前,才把事情彻底搞定。而且,在魏宏刚看来,马艾华这样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南方女子,能够嫁给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凤凰男,内心里肯定受了极大的委屈。其二,身为相当一个级别的官员,魏宏刚差不多成天在外忙碌:“作为一个男人,忙忙碌碌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对妻子亏欠得太多。好不容易回到家来,最大的期望就是想清净清净。因此对妻子的事情也总是蜻蜓点水、听之任之。有时候忍不住了,过问几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按照刘本和的叙述逻辑,魏宏刚贪腐行为的生成,与他那位根本就不知收敛的妻子马艾华存在着绝大的关联。在这个贪腐生成且越来越变本加厉的过程中,魏宏刚虽然早已有所察觉并试图加以制止,但却往往因为内心里的一种亏欠感,或者因为一味地祈求家庭的平稳而不了了之,放任自流。如此一种情形长期延续的结果,只能是马艾华的越来越利欲熏心,只能是魏宏刚贪腐罪行的日益严重。  关键在于,对马艾华的如此一种理解与判断,绝不仅仅只是司机刘本和一人,连同武祥在内,所持有的也基本上是这种看法:“魏宏刚出事后这两个多月来,武祥有时候也常常对魏宏刚的家庭仔细分析过。魏宏刚的出事,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对妻子约束监管不严,也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在内心深处,魏宏刚一直深爱着这个几乎就是初恋情人的妻子。既可以宽容她的不足,也可以包容她的缺点。魏宏刚每天在外做领导工作,党纪国法,深责重任,会有无数来自上面的告诫,也会有无数来自下面的警省。而在自己家里,妻子和家人所有的约束力和监控力往往只会来自一个人,就是这个深爱着他们,这个时时在疼惜和纵容着他们的市委书记魏宏刚,而这一切,恰恰会成为一个市委书记家庭失去约束监管的空白点。结果必然是这个深爱着他们的人,权力越大,他们面临的诱惑也就越多。在私爱与公权,亲情与法纪面前,前者往往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后果很残酷,代价也太惨烈太沉重。发展到最后,也就无可挽回无力回天了。”  细细分析一下武祥的这段话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虽然他口口声声地强调魏宏刚的贪腐行为,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实际上,且不要说是武祥自己,即使我们把这部《重新生活》从头至尾翻个遍,也没有从其中发现任何关于魏宏刚之所以成为大贪官的其他方面原因的揭示与描写。既然没有其他方面原因的揭示与描写,那么,把魏宏刚的司机刘本和与姐夫武祥的相关言论结合在一起,一个可信的结论就是,魏宏刚之所以会成为一位大贪官,从根本上说,乃是他有马艾华这样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妻子的缘故。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刘本和才会特别强调:“书记也是命不好,马艾华要是有我宏枝姐百分之一的好,家里也不至于成了这个样子。”很显然,这就意味着,倘若把马艾华置换为魏宏枝,那么,魏宏刚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蜕变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大贪官。  但一个无法被忽略的问题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基本原理,内因是关键,外因是条件,外因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主要还是要依赖内因。如果我们把这个哲学原理转换为老百姓所耳熟能详的一个熟语,那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套用如此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魏宏刚与马艾华这一对夫妻之间,马艾华是外因,魏宏刚不管怎么说都只能是内因。  我不知道张平在创作《重新生活》时是否对这一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原理有所遗忘,反正从文本本身来看,我们只是读到了武祥与刘本和他们对马艾华的一味指责,却根本就没有读到对魏宏刚自身原因哪怕只是非常粗浅的一种揭示与剖析。  更进一步说,张平在《重新生活》中不仅对大贪官魏宏刚自身理应承担的责任不做任何揭示,而且在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了一种简直就是不可自抑的为魏宏刚进行“辩护”的强烈意味。  具体来说,作家如此一种很可能不自觉的“辩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前面已经做过深入探讨的把贪腐责任不管不顾地推卸到妻子马艾华身上,依循如此一种逻辑,这位虽然没有正面出场,只是出现在武祥与刘本和相关言论与分析中的现代女性,实际上很有一点红颜祸水的感觉。  认真地推想一下,张平的如此一种艺术思路,的确给我们以非常突出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妨回想一下中国历史,商亡了,责任被推卸到了商纣王的爱妃妲己身上。安史之乱发生了,责任不仅被推卸到了与唐玄宗真心相爱的杨贵妃身上,而且还硬是逼迫着杨贵妃自缢在了马嵬坡上。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感觉,出现在张平笔端的马艾华这一女性形象后面,的确非常明显地晃动着妲己与杨贵妃她们这些所谓红颜祸水的影子。  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无端的猜测与理解,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到了21世纪的当下时代,依然简单地套用所谓的“红颜祸水”这样不无陈腐色彩的理念来进行所谓反腐题材小说的构思与书写,其实是相当不合时宜的。  另一方面,更突出地体现在关于魏宏刚穷苦家庭出身的描写上。虽然作家在“后记”中公开宣称《重新生活》是自己一部“真正的反腐之作”,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却把很大一部分篇幅放在了关于魏宏刚这一凤凰男曾经的穷苦家庭身世的描写上。  为了能够让弟弟上大学,本来品学兼优的姐姐魏宏枝,竟然放弃了自己升学的机会:“魏宏枝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其实非常简单,上学就是为了找工作。她清楚,像她家这样的家庭,绝无可能同时供两个子女上学,即使供一个上大学也极其艰难,甚至倾家荡产。只有自己尽快挣到钱,才有可能让弟弟没有后顾之忧地读书。”也正因为如此,知恩报恩的魏宏刚,在后来有幸成为市委书记后,方才对姐夫武祥讲了这样一段可谓情深谊长的话语:“姐夫啊,他们都夸我这行那行,这有本事那有才气,其实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福气就是有这么个姐姐。要是没有姐姐当时的付出和选择,我绝对不会有今天。”  为了魏宏刚能够在不受任何一种干扰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自己初中阶段的学习,他的老父亲竟然在身患肝癌并且已经发展到晚期的情况下,坚决拒绝就医。不仅如此,魏宏枝他们还想方设法对魏宏刚隐瞒了父亲真实的病情:“那时为了不让在县城里读初中的弟弟分心,一直到父亲去世,家里都没有给魏宏刚说出父亲病症的实情。”依照张平的叙事逻辑,正因为姐姐与父亲他们做出了空前的自我牺牲,到头来才换来了魏宏刚学业的完成乃至后来的走上仕途。  唯其如此,一旦从纪检委那里了解到魏宏刚的贪腐实情,武祥才会近乎于情绪失控地大骂出口:“畜生啊,你这个魏宏刚,真他妈的是个畜生!”“你就不想想你姐,不想想你爹你妈,那些年为了供你一人上学,一家人吃糠咽菜,啃窝头,煮红苕,全年的白面都给你一人留着。”用叙述者的话来说,就是:“此时此刻,他真是恨透了这个魏宏刚!太贪了!货真价实的一个大贪官!”  一方面,把魏宏刚堕落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妻子马艾华,另一方面,口口声声地反复强调凤凰男魏宏刚成长过程中家人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将这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我们所真切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弥漫于字里行间的那样一种惋惜意味。更进一步说,潜隐于这种惋惜意味背后的,却又隐隐约约似乎是在为贪官魏宏刚做出某种无罪的“辩解”。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一种特别耐人寻味的状况,我以为,或许与作家张平自己与魏宏刚相类似的凤凰男人生经历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隐秘关联。虽然从理性的层面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位大贪官辩护,但在某种意义上,唯其因为曾经有过相类似的人生经历,所以作家才会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魏宏刚不应有的同情。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叙述者的确在强调着魏宏刚的“无辜”,但在另一方面,《重新生活》中若干关于魏宏刚贪腐细节的描写,事实上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反证着魏宏刚的并非“无辜”。  具体来说,这一方面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其一,关于魏宏枝和武祥夫妻的住房问题,魏宏刚曾经有过这样明确的表示:“弟弟好歹也是个市委书记,你们跑断腿的事,不就是弟弟一句话的事。告诉我姐姐不用再跑了,这事我记下了,有了合适的地方就告诉你们。怎么着不也得个两百平方米的,肯定得小区好层次好。这个让姐姐放心就是了,别让她再跟我犟……”其二,武祥在岳母病重后回到乡下,最终在魏家祭祀魏宏刚父亲的香炉里发现了魏宏刚专门留下的一个塑料袋子。在塑料袋子里,武祥意外地发现了三个存折,一个房本。其中,留给一直照料母亲的魏宏刚堂姐三十万,留给姐姐魏宏枝一套面积多达二百零五平方米的房产证,留给外甥女绵绵三百万的一个存折,留给老母亲的,是一个二百万的存折。  毫无疑问,这些加起来价值接近一千万元的资财,乃是魏宏刚在预感到自己即将出事的时候,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专门留给自己亲人们的。所有这一切,他的妻子马艾华可以说毫不知情。  也因此,如果说魏宏刚其他的贪腐行为很可能是被妻子蒙在鼓里的一种结果,那么,最起码,这总价值将近一千万的贪腐行为,却只能是魏宏刚所亲力亲为的一种结果。我不知道张平自己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反正在我看来,有了以上两方面的细节,所谓魏宏刚在贪腐方面的“无辜”,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方面,我清楚地知道,张平之所以要专门设计出魏宏刚给亲人们留下资财的细节,乃是为了强有力地证明贪官魏宏刚对于亲情的看重与呵护,为了从某一个侧面不动声色地写出魏宏刚的人情味,为了尽可能地丰富这一贪官形象人性层面上的丰富性。但在另一个方面,恐怕连张平自己也未必能明确意识到,他的如此一种描写,其实带有突出的双刃剑艺术效果,在极大地丰富魏宏刚性格描写的同时,却也从根本上坐实了魏宏刚贪腐行为的并非“无辜”。  很大程度上,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凤凰男魏宏刚由一位家庭出身贫困的普通大学生,到最后彻底堕落蜕变成为大贪官的过程中,他那位过于贪婪且不知收敛的妻子马艾华推波助澜的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相比较来说,恐怕还是魏宏刚自身内在的原因更为重要一些。如果说我们的以上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张平这部《重新生活》存在的一个艺术弊端,就是在过分强调马艾华在魏宏刚堕落贪腐过程中所发生作用的同时,明显地忽略了对其自身原因的深度探究与挖掘。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关于腐败行为的成因,在小说的“后记”中,张平也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达:“当我们在人人皆知的历史剧中,看到那些达官贵人,甚至皇帝身边的近臣重臣,对小小狱卒、奸佞宦官也要重金收买、大笔行贿的时;在当代的电视电影中,看到我们的英雄也必须给一些敌人大肆送礼、巨额贿赂时;我们听到的往往是观众席中阵阵会意的笑声和留言跟帖中倾心的赞叹。每当这个时候,给人的第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腐败的因子已经深入到我们文化的骨髓之中了。真要把腐败的根因从民族文化这块深重的土地中彻底铲除,何其艰难。”②  紧接着这段话,张平还举出了包括江西王安石、湖北张居正、浙江刘基、阜阳欧阳修以及山西陈廷敬在的历代重臣名臣故居的过度奢华,以此来进一步佐证其“贪腐文化,贯穿于数千年中华历史之中”的观点。反顾一部中国历史,我们固然承认张平所言不虚。某种程度上,所谓贪腐基因,不仅早已渗透到自古至今的中华文化之中,而且也已经积淀成为民族共同的一种文化心理。在很多普通民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世界中,为官必贪,为官不贪是傻瓜,似乎已然成为了某种约定俗成的通行社会公理。  既然张平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自然会在这部《重新生活》中对此做出相应的关切与表现。这一方面,有两处细节设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一,是魏宏刚的外甥女绵绵,由延门市十六中这所普通中学被“强制性”转学到延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延门中学之后,所享受到的一系列特殊待遇。在这个把学习成绩普遍看作是衡量评价学生优劣与否唯一标准的时代,学习成绩相当不理想的她,在被领导老师们另眼看待后,迅速地担任了学校以及班级的多种学生职务。这一细节告诉我们,即使是延门中学的领导与老师这样一些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也已经被贪腐这种通行的社会公理给同化征服了。  其二,是魏宏刚的儿子丁丁被打伤后,被姑姑魏宏枝和姑父武祥送到延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后对比性极强的描写。在副院长王宇魁出面之前,在将特诊费已经排除在外后,各种检查费用,仍然高达令人震惊的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八元四角六。王宇魁出面后,丁丁的各项检查不仅一路绿灯,很快全部进行完毕,而且所花费用到最后被纳入到医保系统中全部报销。如此一种前后反差极大的描写,所充分说明的,只能是一贯以人道主义自我标榜的医疗系统的腐败。既然连同学校和医院这样向来具有圣洁特质的部门也都与贪腐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就自是无法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并在《重新生活》中生动形象地将这一点表现出来,正是作家张平的一大难能可贵之处。但在承认张平对于腐败文化心理的揭示与描写所具突出思想艺术价值的同时,我们却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作家某种避重就轻写作心理的存在。结合“后记”中对民族贪腐文化心理的明确谈论来判断张平的艺术思维与书写逻辑,我们即不难认定,作家在过分强调传统的腐败文化心理对现实生活所发生的传继性影响的同时,实际上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了对于贪腐行为之所以会得以普遍生成的制度性层面的深度关切与思考。  综合以上种种,我们所得出的一种分析结论就是,虽然《重新生活》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作家自我满意度较高的一部作品,虽然在小说的“后记”中张平曾经明确强调这是一部通篇都在揭示和表现腐败对人与社会所造成的严重戕害与毁伤的“真正的反腐作品”,但由于不仅缺失了对于魏宏刚自己贪腐心理成因的深度揭示与剖析,而且更是缺失了对于导致魏宏刚这样的大贪官层出不穷的制度性因素的思考与表现,所以,笔者便很难认同作家如此一种多少带有一点“自得状”的自我评价。  行文至此,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就很显然是,既然在对贪腐行为及其深层动因的挖掘与表现上存在如上所述的缺陷与弊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而认定张平的《重新生活》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一部不怎么成功的长篇小说呢。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虽然从“后记”来看,我们很难断定张平有着关注与表现当下时代民生疾苦的明确创作心理,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对贪腐问题的思考与表现有所忽略,存在突出弊端的同时,张平却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真切描摹出了当下时代普通民众简直可以以艰难或者凄惨称之的生存图景。  说到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与表现,首先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便分别是吴玉红与任颖他们两个家庭的艰难生存处境。聪明漂亮的吴玉红,是丁丁初中时的一位同班同学。那个时候的丁丁,只是对吴玉红颇有好感,根本不了解她的生存境况。只有在房屋拆迁现场不期然相遇后,叙述者方才获得了具体穿插交代吴玉红家庭境况的契机。却原来,吴玉红的爸爸是一位进城打工的普通农民,是一家建筑工地上的小包工头。正常情况下,尚可以勉强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却使得这个家庭骤然间陷入到空前的困境之中:“从二十六层高楼的工地上滑落下一根钢钎,直穿三道防护网,横擦过玉红爸爸的头部,一下子把他砸得再没醒过来。”横祸顿生倒也还罢了,关键问题是,心存侥幸心理的吴玉红爸爸们,因为贪图小利,并没有按照相关要求,及时交纳包含有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保金。结果,“这样的盘算也就产生了无数的悲剧,玉红的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没办社保,自然也没办医保和工伤保险,突遇大病大难,飞灾横祸,公司没法给你付钱,医院也无法给你相应医保待遇,纵然创巨痛深,生死关口,也一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实际上,只要我们再认真细致地推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如同吴玉红爸爸这样一种严重的工伤情形,即使按照规定办了社保医保,其家庭境况也无法承受这般巨大的打击。幸运之处在于,虽然伤情严重,但按照医生的说法,只要不再受到新的撞击和伤害,卧床静养,就仍然存在着好起来的可能。但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新城区改造,吴玉红他们所在的这个小区,必须马上拆迁。这样,才有了丁丁和吴玉红的意外相逢,也才有了吴玉红的这样一番话:“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们的那个开发商,天天要赶我们走。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管。三番五次地威胁我们,说如果再不走,就断电断水,强行拆迁。”事实上,也正是从吴玉红这里了解到这次拆迁的真实情况之后,出于内心里的正义感,丁丁方才毅然挺身而出,因为阻止野蛮的拆迁行为而被打伤。关于吴玉红他们一家此后的生存境况,出于艺术的考量,虽然作家在小说中并没有再做具体的描写与交代,但我们却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失去了父亲的顶梁柱作用之后,吴玉红他们的命运遭际只可能更加凄惨。  尽管说具体的生存处境较之于吴玉红一家要好一些,但严格说起来,绵绵在武家寨中学的同学任颖一家的生存境况,其实也是非常艰难的。任颖之所以要选择来武家寨中学读书,原因是父母双方不仅离异而且还各自都重组了家庭。自我感觉无处可去的任颖,只好到武家寨中学来度过高考前的最后一个阶段。陪任颖到武家寨中学报到的,是她身为公司普通职员的父亲:“任颖的父亲对武祥悄悄说,他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三年高中,几乎把他一辈子的私房钱都花得差不多了。直到现在也不敢把这些钱的事给任颖的继母说出来。任颖的继母现在还带着一个正上初二的男孩子,想想真能把他给愁死了。”归根到底,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任颖父亲之所以忧愁,还是糟糕的家境经济状况所困扰的缘故。唯其因为如此,所以在与房东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才会为了房租与押金的高低问题几乎要与房东吵起来。  吴玉红与任颖这两个平民家庭之外,张平所集中聚焦描写的,其实还是大贪官魏宏刚的姐姐魏宏枝一家的生存境况。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宏枝一家的前后反差极大的生存境况,正可以被看作是这一命题及其反命题(这种反命题不妨可以被表述为“一人失势,累及全家”)的充分证明。  虽然说魏宏枝一家因市委书记弟弟魏宏刚而获得的“鸡犬升天”很可能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家张平所集中书写的,却是魏宏枝的女儿绵绵求学命运的巨大改变。绵绵所在的十六中,原本是延门市一所非常普通的学校。仅仅因为她的舅舅魏宏刚是市委书记,所以延门市最好的一所重点中学——延门中学的领导,便千方百计地把绵绵转学到了自己的学校。他们之所以要费尽心机地把绵绵这样一个学习成绩特别普通的学生转到自己学校,乃因为他们可以凭借魏宏刚手中的权力达到许多原本很难企及的目标。这其中,既包括学校的教学办公设施的建设与改善,也包括校领导和老师他们的简直就是包罗万象的个人私事。用武祥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提拔、调动、找工作、评职称、打官司、立项目、批经费、承揽工程、借款贷款,几乎能踢破门槛。”为了达到以上这些林林总总的学校与个人两方面的目标,他们不惜采取各种谄媚与巴结的手段以取悦于绵绵,取悦于魏宏枝一家。这一方面,他们采取的具体手段,除了如何想方设法地尽快提高绵绵学习成绩之外,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让其实各方面并不出色的绵绵同时担任了从班长到团支部书记,从校团委副书记到学生会主席的各种校内学生职务。对于校方所采取的以上种种手段,本来一直持有拒绝态度的魏宏枝与武祥夫妇,之所以最后会乖乖就范,质言之,还是因为考虑到了绵绵未来的升学问题:“班主任让绵绵当班长的深层用意其实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班主任说,绵绵现在当了班长,当了团干,当了学生会主席,再加上每年的三好学生,下一步上省重点大学,甚至上全国重点大学,就可以有办法让绵绵免于考试,直接保送。”  对早就望子成龙心切的魏宏枝与武祥夫妇来说,来自于其他任何方面的诱惑或许都可以被拒绝,唯独事关爱女绵绵命运前途的大学升学事宜,无论如何都难以被置之度外。也因此,虽然弟弟贵为市委书记,但一贯洁身自好,一直尽可能保持清白廉洁的魏宏枝与武祥夫妇,面对着延门中学事关爱女绵绵未来命运的各种超越常规的安排,却万般无奈地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默认或者说屈从了学校所做出的这些安排。说透了,学校所做出的这些安排,其实带有非常明显的权力交换的意味。既然我们如此这般地想方设法照顾你特别喜欢的外甥女绵绵,那么,市委书记魏宏刚就应该充分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延门中学以及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解决各种问题。  然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以上所有的这一切却都化成了泡影。用当事人武祥的强烈感受来说,就是:“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全都成了问题,而且全都成了绕不过去的大问题。以前条条都是铺满鲜花的阳关大道,现在一眨眼间好像都变成了无法逾越的汪洋大海、崇山深壑。就好像从云端突然栽进了无底的壕沟里,处处都是坎,每一步都这么难。”导致这一切变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绵绵的舅舅魏宏刚,从高高在上几乎就是一言九鼎的市委书记,一下子就变成了大贪官,变成了阶下囚。  毫无疑问,作家在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所真切描述出的,也正是我们自己杜撰出的所谓“一人失势,累及全家”那样一种状况。正如同你已经预料到的,所有这一切恶果,也都在不期然间猝不及防地落到了尚且幼小、尚且难以承受生活重压的中学生绵绵身上。具体来说,绵绵所受到的惩罚,不仅是各种校内学生职务的无端被剥夺,也不仅是到最后她的被劝离延门中学,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很快就要面临严峻高考任务的绵绵,精神世界竟然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打击最大的是绵绵。魏宏刚刚出事时,绵绵的眼睛哭红了一次又一次,整天饭食不进,足有半个月不去学校,也不同任何人联系。”“看上去绵绵的情绪似乎渐渐平静了下来,但思维却越来越不集中,补课的效果根本看不出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魏宏枝与武祥夫妇曾经想尽一切办法百般劝说,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说归说,却没感到有什么效果。绵绵越来越沉默寡言,神色也越来越差。常常一个人闷在那里,一整天也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到最后,由于校方的多方逼迫与掣肘,绵绵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延门中学这个伤心之地,试图转入武家寨中学这所规模较大的复读学校度过高考前的最后时光。关键的问题是,只有在真正抵达武家寨中学之后,绵绵和武祥他们方才搞明白,要想进入武家寨中学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除了摆不到台面上的十万元入校费之外,绵绵还必须通过一次入校的摸底考试:“如果成绩合格,我们就留下,如果成绩不合格,那谁说也没办法,只好让孩子调班或者再回延中了。”  就这样,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之前,精神早已疲惫至极的绵绵,仍然需要首先过一次“火焰山”。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魏宏枝本人却因为被纪检委要求协助调查为由控制了起来。既然被控制,那魏宏枝的与家人失去联系,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处于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来自于母亲亲情关怀的绵绵,骤然间失去与母亲的联系,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她本来就已经迭受打击的心灵世界再一次惨遭打击。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高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舅舅魏宏刚的东窗事发对家庭生活造成的强力震荡,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便是绵绵彻底的精神崩溃。等到入校的摸底考试如期举行的时候,早已身心俱疲的绵绵,终于晕倒在了考试现场。  由于绵绵在延门中学时曾经有过的“辉煌时光”,所以,她后来的这一系列人生遭际,就显得格外凄惨了。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在强有力地证明着我们前面所谓的“一人失势,累及全家”。  首先必须承认,能够选择贪官出事对家人生活所造成的剧烈震荡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表现反腐题材,所凸显出的,正是作家张平对于现实生活一种独到的发现眼光。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重新生活”,恐怕与文本中的这样两段叙事话语紧密相关。其一是魏宏枝的话语:“咱们家就权当没有过他,从今天起,咱们一切从头做起,就像过去一样过日子。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为了这个家,为了绵绵,还有丁丁……”其二是武祥的感悟:“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这就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日子和生活。而两个月以前的那些日子,即使你什么也没做,表面上什么好处也没得,但事实上你还是等于得到了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等于得到了连你自己都察觉不到的诸多实惠。”  张平如此两段叙事话语的初衷,一方面固然是要写出腐败的复杂性(比如,虽然武祥他们并无任何腐败的主观动机,但在客观层面上,绵绵的转学到延门中学以及转学后的一系列优厚待遇本身,却已经意味着他们在享受着腐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地,还是要借此而凸显出魏宏枝与武祥他们试图在摆脱大贪官魏宏刚的阴影后一种重新面对生活,重新以普通老百姓的姿态直面生活的勇气。  但在我的理解中,作家张平有意无意之间或许正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契机,方才得到了充分打开并进一步深度透视表现普通民众艰难生存处境的一种可能。  也因此,尽管魏宏枝他们貌似振振有词地强调“他是他,咱是咱。咱们什么日子没经过,再难还难得过那些年吗?不缺吃不缺穿,你我都挣着一份工资,养一个老妈,养一个绵绵,有那么难吗?天下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生活吗?咱啥也不想了,回咱自己的家。”但实际上,只有在真正地开始重新生活之后,魏宏枝和武祥他们方才真切地体会到,在时代与社会都已经发生了简直可以被称之为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生活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要用自己的工资养活老妈与绵绵就可以了。别的且不说,单只是绵绵求学这一个方面,就已经把武祥他们折腾焦头烂额了。尤其是在已经充分享受过延门中学简直就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学校生活之后,武家寨中学的艰苦就是绵绵所难以承受的。质言之,借助于舅舅魏宏刚出事后绵绵在武家寨中学求学的艰难经历,张平在强有力地表现所谓“一人失势,累及全家”如此一种情形的同时,却也以相当犀利的笔触揭示出了当下时代中国教育界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一种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存在,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注意到,在《重新生活》中,张平在写到武祥返回妻子老家,专程去探望重病在床的岳母也即魏宏刚母亲的时候,面对着世态炎凉的触目现实,曾经发出过这样的一种感慨:“过去武祥和妻子回来时,一旦不小心走漏了消息,门口的一条路上,大车小车几乎都能停满了。县里的,镇上的,邻近村里的,远地而来的,都是上学的事,找工作的事,打官司的事,办企业的事,这事那事的,从来也没听堂姐说过这些事,总以为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种地不交税,看病不掏钱,老了还有养老金。其实都是一些地方领导有意宣传出来的,实际情况哪想到会是这样。”具体来说,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家庭贫穷的缘故,村里的老人,一旦得了重病,就只有躺在床上无奈等死的份儿。如果说当年魏家的情况是门庭若市,那么,魏宏刚出事后,就很显然变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唯其如此,武祥才会明确地意识到:“只有到了今天,你什么身份什么职务也没有了的时候,也许才能听得到像堂姐说的这些,才能看得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里所谓的这一切,说透了,也就是老百姓一种格外艰难的生存处境。也因此,尽管张平的本意或许并不在此,但从文本所达到的客观艺术效果来说,通过魏宏枝一家人在魏宏刚倒台前后对比反差极大的生存状况,作家曲尽其妙地在强有力地透视表现普通老百姓艰难生存处境的同时,也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当下时代阶层固化的一种残酷现实。绵绵被延门中学扫地出门后只能进入武家寨中学这样一个平民化的复习学校继续学业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倘若说张平的《重新生活》这部长篇小说在反腐的书写方面留下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艺术遗憾,那么,在对由于阶层固化所导致的民生疾苦的描写上,却取得了某种意料之外的思想艺术成功。  注释:  ①②《<重新生活>后记》,见《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夏卷。  2018年9月20日凌晨零时3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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